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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万家政工作者:城市里的“隐形人”

时间:2020-09-13    来源:厦门战友情家政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有3500万家政从业人员。她们默默支撑起中国家庭的一片天,但我们对她们的处境、生活与烦恼所知不多。她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面临着哪些困境?请听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梅若在“造就Talk”云上演讲中,讲述家政工作者们不为人知的故事。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的统计,在中国有3500万家政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济南等大中城市。她们基本上都是女性,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为了家庭生计和孩子教育,她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家庭提供照料服务,比如保洁、烹饪、照顾老人和孩子。

3500万家政女工,是一群怎样的人?

她们创造了上万亿元的产值,参与推动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化发展。但她们却像城市里的隐形人,常常被主流叙事所忽视,她们背后的故事也不被大众所熟知。

在天津河东区十一经路上,有一个劳务聚集地,到处可见拖着行李没有去处的家政阿姨。白天,她们在路上等活;到了半夜,那些没找到工作的人就拖着行李四处寻找睡觉的地方,比如火车站、24小时自助银行,甚至就睡在马路上。

北京望京是一个很大的居住和商业中心,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也很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望京有40多家大大小小的家政公司,那些没有住处的家政女工,很多就挤在家政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我走进其中一个家政公司的宿舍,看见打地铺的家政女工们一排排睡在地上。空间特别小,很多人只能侧着睡,不能平躺下来。那家家政公司规定,睡地铺是5元钱,睡在上下铺的床上,也只要10元钱。但那些上下铺的床都是空着的,为了省5元钱,她们宁愿睡在地上凑合一下。事实上,很多家政女工可能连续一个月也找不到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她们连续一个月都会睡在地上。

『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一个缩影』

我还接触过一位大姐。最早,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工地上打工,她卖串串香,他们身边带着孩子。后来她丈夫出轨,完全不管他们了。等孩子稍微长大一些,她把孩子们送回四川老家,自己一个人留在北京做家政工,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寄回老家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后来,她得了子宫脱垂。这个病可能是由于干重体力劳动导致的。子宫脱垂后必须要复位,但是,为了解决子宫经常脱垂的问题,又为了能不停止工作,她直接把子宫摘了。她摘完子宫的第二天,我去看她,不是在医院里,而是在她租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她说住院太贵了。

看到这些人、这些事,我的感触很深:她们虽然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却几乎不知道她们的处境是这么艰难。

2016年,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在北京民政局注册成功。这是一个专门为家政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为在北京从事家庭照料的家政工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支持,帮助她们更好地融入这个城市。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梅若。 (图片由“造就Talk”提供)

2017年,我们发起了一个叫作“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跟拍采访了100多位家政女工,举办了一个大型纪实展览。“百手撑家”是“白手起家”的谐音,创意来源于家政工服务社群。“百手”,代表着千千万万从事家政服务的姐妹。她们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从农村到城市来打拼,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寄回老家,很多姐妹一个月都花不了100元,只买卫生巾用。

这个“撑”字,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虽然她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容易、那么多的难,但她们用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硬是把生活“撑”了起来。这些咬牙坚持着的劳动女性,这些作为家庭主心骨的伟大母亲,为我们呈现出的生命力是如此坚韧!

她们在城市里奋力挣扎的影像,实际上正是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一个缩影。

『她们面临的,是多层次交织的复合问题』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工作团队一直扎根在望京的家政工聚居社区。每到周末,我的同事们就组织家政女工们一起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此外,还进行一些可能对她们的职业发展有帮助的技能培训。

通过和她们的接触,我们发现,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多层次交织在一起的复合问题,它们涵盖了性别、法律、社会阶层、城乡差异等多个领域。

首先是法律保障的问题。

1983年,北京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阳家务服务公司成立。随着北京家政服务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加速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进程,并确定了家务劳动的基本模式——中介制。因为《劳动法》约定的是单位和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家政工和雇主之间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因此,家政服务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此外,家庭照料是在私人的家庭场域里进行的,因此具有隐秘性和封闭性,这也让家政工们在城市里往往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一旦与雇主发生矛盾或冲突,不容易取证。

其次,关于家政工身份的污名化。

在我们身边,经常听到有人称呼家政工为“保姆”。由于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伺候人”的活,劳动价值不被肯定。同时,大部分家政工作的从业者都来自农村或是城镇下岗女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她们的职业认同感很低。

加上大众媒体报道家政行业个别偶发新闻比如“毒保姆案”“保姆纵火案”等,在一段时间里加重了社会对于家政工的信任危机。其实,这样的事件在整个家政业中是极少的。

这种污名化,甚至影响到了家政工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多家政工都是一个人出来打拼,因为长期与家人分离,所以和子女的关系比较疏远。加上家政工的社会身份不被认同,有的子女认为,妈妈做的这个工作是丢人的,是让自己抬不起头来的。

前段时间,我们计划在母亲节推出一系列家政工亲子视频,希望能够让这些家政工姐妹更好地理解孩子,也让孩子更好地理解母亲的工作。我们当时想找10对家政工母子或母女出镜拍视频,但是没想到,找起来非常不容易。很多大姐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参与机会,她们把视频都拍好了,而且还拍了好几遍。但是,她们的孩子大多不愿意配合拍摄,所以最后没能拍成视频。

『她们需要的,是对劳动价值的肯定和尊重』

有一个家政女工叫陈会蓉,来自四川阆中农村,我认识她有很多年了。

今年春节过后,陈会蓉从老家回到北京工作。作为单身母亲,她需要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还要照顾日渐老去的父母,这让她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加上疫情的影响,家政工作并不好找,工资也降了许多,这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前些天,我接到她的求助短信:她17岁的大女儿突然中断了在职业高中的学习,来到北京找工作。母女俩在分离了10多年后,重新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为观念不同,冲突非常大。

这就是很多家政工面临的现状:她们一边疲于奔命地工作,一边还要处理因长期家庭分离而造成的各种矛盾。

我们越是深入地走进家政工姐妹这个群体,就越是发现,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让她们无力解决,这背后很多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

比如,雇主和家政工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往往是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仅仅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就能够实现的。为什么?因为在家政工的职业劳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曾经接到过这样一个案例:雇主是一位80岁的大学老师,刚动完手术,需要有人陪护和照料,老人的生活尚可自理;家政工是一位50岁的大姐,干活踏实,也善于沟通。但是他们在相处了3天之后,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找到我们求助。

我们沟通后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这样发生的:家政工为了防止老人走路摔倒,每时每刻站在老人身边。而雇主觉得,这个家政工虽然很本分,但时时刻刻跟在自己身边,像是在监视自己一样。家政工觉得委屈,雇主也觉得心塞,最后冲突加剧,一拍两散。

其实,很多雇主和家政工之间的矛盾,都是由互相不理解造成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换人。

我们仔细去体会就会发现,对家政工来说,这只是一份谋生的工作,她可能只是把老人当成了劳动的对象,而无法去体会老人深层次的精神需求。雇主所需要的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上的照顾,其实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类,从事更加精细的家务劳动。但是,家政工作人员的细心、周到、体贴、同情心等,将成为更加宝贵和稀缺的产品,它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和实践才能实现。

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为家政工提供更多具体的支持,尤其是对家政工劳动价值的肯定和尊重,为她们提供更多释放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无论如何请记住——所有的劳动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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